增上缘是一切事物生起的助力。“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个巨人，一旦巨人醒来，任何人都成为大成就者”。内心的巨人是觉知，唤醒觉知，就像手机充电，细敏而通达。
增上缘有两类：一类是顺缘，一切的合情合理；一类是逆缘，一切的烦恼恶劣。
寒假，晓斌在外上高中的儿子终于回到了家：
来到房间，看到他还再用手机玩游戏，我问他：“你怎么没写作业?”他说：“写不完。”我给他讲道理，他不仅不听还嚷嚷着让我走开。我很生气，但我想到《教学勇气》中讲的，当出现矛盾，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于是，我强忍着怒火离开了。白天一整天，他不是用手机玩就是用电脑玩。我一直忍着，没有发作。
“寒假游戏”的经历大多家长有遇到，多是说教：家长高高在上，从空洞的老生常谈开始，以不欢而散告终。久而久之，亲子关系被扭曲，孩子虚与委蛇，不肯告知以实情，家长云里雾里，诉诸以更大的高压。于是乎，亲子之间演变为双輸的猫捉老鼠的游戏。
晓斌的忍耐是对父子关系的重新认知，是把父子的联系能力转化为力量的开始。他的做法是放下父亲的“尊严”向儿子道歉：“我没有规划好你的时间，才出现这样的结果。”而儿子“昨天才知道要完成”的作业，晚饭后开始写，不论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还是从历史学方面看，这样的行动自觉是已知者的身上留下求知者的记号。
新娟在群里回应。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上高中。她说自己的方法是给儿子写信。寒假的三封书信，家长与孩子的共栖性显而易见。我更愿意把晓斌或是新娟，对于儿子与自己关系的认知解释为心灵感应，它不是孔子的“父父子子”，而是天然的生命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不被“分离”的教育所约束，而是亲身处于疏于“管制”中，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现实：
二十几天就这样过去了，他已经习惯这样没有限制的玩。
我的童年充满“玩”的记忆。爸爸手巧，会在塑料屏上绘不同的水彩画，然后烧制在硬纸上。我用缝纫机把纸屏轧起来，贴在墙上、铺在炕上，光光滑滑，五彩缤纷。那是我们好玩的“家”：跳舞、踢毽、剪纸、绣花、打毛衣、做针线，无拘无束。
按照巴伯的观点，“历史性的相互依赖的生物共同体”是一张包罗万象的生物网照片，“玩”的孩子不是心智和物质的实体，而是父亲生命的延续。如果用“恒河沙数”来指代这一延续，好比古人用沙漏计时，需要以“一沙一世界”的整一性视角，思考我们与这个世界存在的关系。
上初一那年，开始住校。每周回来，父亲会给我做一瓶黄豆面酱，足够一周早餐的量。他愧疚地告诉我，他不能给我更好的生活，他兜里只有“一分钱”。望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庞，我知道他刚刚起步的生意遇到了麻烦，我为自己不能分担而内疚。初中毕业，我报考了师范，虽然父亲找过老师，给我改报高中，但我又偷偷改回来。录取通知书领回来的那一天，爸爸躲在后院一车一车往田里送粪，我给他通知书他不看，我想帮忙推他把我推开。后来，他去了天津找大伯，大伯答应我去他的外国语学院当旁听生。
师范开学那一天，爸爸乘公共汽车送我去学校。到学校才知，我不是英语班，而是普班。虽然我的英语成绩全镇第一，但名额被同班的男生挤占了。爸爸找到校长问缘由，成绩单上他的成绩是我的，我的成绩变成他的“9”分。那年英语最高是50分，我得47分，那是第一次升学考英语。阅卷老师不相信这样的成绩是真的，用铅笔撬开卷头看名字。校长知道是我的成绩，骑着自行车赶回学校报喜，还请我的英语老师吃了一顿。知道成绩被“调包”，爸爸很镇定，校长答应爸爸如果有学生退学就把我转到英语班。爸爸将信将疑，没做任何争辩。父亲有指望我能去外国语学院旁听，但当院长的大伯突然离世，事情泡汤了。
毕业后，爸爸三番五次劝我回老家鸦鸿桥任教，让我边教书边经商，那时他的生意已经风生水起，急需帮手。我违背了父亲的意愿，留在了县城。任教不到三个月，父亲离开了人世。
对于从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的交流。比较起来，做儿女更为痛苦，自然法则最终对他们不利。而如果父亲是最好的增上缘，无论顺缘、逆缘，如卡夫卡所说，父与子都是合作的伙伴。
现在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可庆幸的是，知道这一点，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我们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走，无论父与子、师与生，或是其他关系，都将是增上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