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跟进昌军的叙事，他思想的犀利如刀枪匕首，对教育的理解和感悟深刻而有个性。不仅有震撼力、杀伤力，更是真情动人。但总感觉他是把刀剑握在手里，明晃晃带有杀气。

其实他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基于恐惧的非敌即友的策略，但他摆脱不掉自己的一厢情愿。一上来就喜欢“抬杠”或“振臂高呼”。他为什么喜欢这样做呢？我问他其实是在问自己。不是别的，我担心他会受伤，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与现实联系越紧密，越会遭遇排挤，这是我的感觉。
这类感觉在他的自我剖析中可以看到。他觉察自己“从教二十多年，成长呈现低层次和反复性，更多是迷惘与纠结”的原因时，这样说：
“期间的遭遇，让我对中国教育失望甚至绝望。其中性格的过于激进乃至偏激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活动范围狭小，造成眼界和格局受限，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偏激”、“受限”，很显然是他的自我评判，他可能不觉，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他人最好别说。人往往是这样，需要一个基于人类更深层的、不清晰的希望策略，最好有个理由，许可他们去做自己想做，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
能感觉到昌军自我突围的愿望多么强烈，这是教师觉醒最好的理由。细读他前日发群的长篇，叙事一气呵成，成长的关键期，前五年不受约束不断创造，中间20年被管制屡屡败退，近几年被重新唤醒脱胎换骨，尤其是对教师们在“备课、作业、考试”中的挣扎，以及他自己奔走呼唤而被认为“另类”的遭遇的揭露，让人拍案叫绝，不免想为他的勇气鼓掌。但真的不能，那样会推他上“断头台”。
你会看到，他的自身认同被“帕尔默”套住，他在给自己念紧箍咒。我想问：你在为谁重新活过？你要让别人看到你是帕尔默的替身吗？这和到处宣传“我是某某的徒弟”有何区别？而这，是他一贯鄙夷的。
初次相遇就能感受到，他骨子里要挑战权威。那次是名师送课，我先讲课后讲座，最后留半小时互动答疑。我话音刚落，他起身到台前，拿个小本子，梗概梳理了我的讲座，然后面对三百余名参训教师，送我“三个叩问”：
一问：通过您这些年的观察、体验和研究，在中国学校教育中“课堂崩溃”这种现象是减轻了，还是越来越重了？
二问：造成“课堂崩溃”的因素，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三问：您对“课堂崩溃”这种现象在中国教育中消失，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或预测？
我当时讲座的题目是《从“课堂崩溃”中走出来》，明显的“对立”浮在每一个问题的表面。
后来他回忆当时场景时这样描述：
“与会老师们被我问题的尖锐惊住了，眼巴巴望着孙老师，为她捏了一把汗，会场一片寂静。我略有担忧，把记录的本子放在前排桌子上，准备自己作答。孙老师给我深深三鞠躬，她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正面“迎击”，而是透过教师的‘九大束缚’，用‘第二发展期’和‘三圈’理论，给被体制捆绑的我们，那无法自我超越的心松土。”
我清晰地记得我讲了我的经历和课堂上发生的故事：续家谱、舞台剧、大阅读。虽然用理论给予观照，但故事的细节被老师们看到我的努力和呼唤的力量。
昌军再次梳理这个故事的时候，与当下的自我自然联结，他说是“写给自己的成长记录”：
那一次的相遇与交流（好多老师说那是“交锋”），彻底颠覆了我对“专家”的印象。正如文佳所说，彩文老师对底层教师的理解和关注，让我选择站出来（以前听专家讲座无数次，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冲动）；彩文老师的优雅和智慧，带动全场二百多小学语文教师的灵魂一起碰撞。也正如小洪老师所说，是彩文老师的三次鞠躬致谢，让我感受到了尊重与信任，于是我预想中的疾风暴雨变成了百川归一，虽有波涛汹涌也有流水潺潺。当主持人想阻止我继续说下去时，是彩文老师的微笑和全场二百多位教师的掌声和呐喊，支持我坚定地站在那里，并一直到超过了预定时间。这次相遇，是一次“伟大的相遇”。
一个人要打开心灵空间真的不容易，但又在一刻间真实发生。与教师一起经历相同的探究内心旅程，尊敬别人以及理解我们都是如何建立联系和变得机智灵活的旅程，就易于创造一个空间，让人们感到，我们在共同建立一个相互支持的共同体。
不仅现实，即便虚拟空间也会有很多事情会令我们分离：怕不被接受、怕没人理睬、怕他人嘲笑；想展示精彩、想占有资源、想复制思想。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建立共同体并不容易。如果我们能创造类似朋友对话的共同体，就不但可以支持，而且还能治愈我们承受分离带来的痛苦。
昌军的“分离”，他自认为是性格和环境的原因，但背后的文化基因我们应该从更久远的历史发展中透析。也许我们可以从过去、当下、未来的能量场中提取出自身认同于共同体的本质特点。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经历了初期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独立的个体发自内心的寻找生活的中心。
第二阶段：彼此发现对方，相互提供技术上的支特，发展共享愿景。
第三阶段：将个人的发展转化为公众问题，接受充满活力的评论。
我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发展需求，那是选择性激励系统的出现，像帕尔默遇见的，支持变革远见，并使体制评价标准变得良善。
唯一的途径是走向公众，开放自我，接受多元价值的考验，在复杂的关系中保持自身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