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的争议特别大。有的学生认为：当然是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作者在去往仙台前曾写过一首《自题小像》，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就足以说明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还有的同学认为，文章当然表现的是藤野先生的崇高品质，抒发作者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否则文章题目为什么要用《藤野先生》呢？

  到底哪一个更符合作者的写作意图呢？我们不妨再从鲁迅的生平经历中寻求一下证据。在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写信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在回信中说：“请您全权处理好了，在我看来，非放进不可的东西是没有了。不过，《藤野先生》一篇请您译出加入。”1936年，增田涉再次到上海，鲁迅又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近况，当听说没有先生的下落时，鲁迅非常悲伤并感叹说：“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可见，鲁迅非常尊敬和怀念藤野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的结尾部分，作者也写到：藤野先生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名字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这说明这篇散文抒写的中心内容应该是藤野先生，要表达的主题，也应该是作者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和歌颂。况且，任何作品的主题，都是和题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寓于一定的题材当中的。《藤野先生》一文，从整篇文章的结构看，都是围绕着藤野先生这个中心内容组织材料的。作者建议把它收入《鲁迅选集》，其目的也应该是为了怀念和歌颂藤野先生，而不是因为它写了作者的爱国之情。

  但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就仅止于对藤野个人的赞颂和怀念吗？我们不能不进一步思考：藤野先生为什么能如此关心爱护一个中国留学生？鲁迅和藤野先生形成这种深厚情意的根基是什么？在藤野先生的《谨忆周树人君》中这样提到：周君来的时候是中日战争之后，又过了相当的年数，很可悲的是，当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做猪头三。在有这恶骂风气的时候，所以同年级生之中也有这样一群，动不动就对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看待。那时，周君虽身处异乡，但为了使国家能复兴，他不以为苦，很有中国人的志气。很值得佩服。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潘校出身的姓野阪的先生教过汉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有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理，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吧！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藤野先生对鲁迅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乃至精心的栽培，是基于对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深深的同情和尊重。而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情，也正是源于藤野先生能够屏除民族偏见，能够在那种环境下，依然真诚的对待一个弱国的学生。这在《藤野先生》中就能得到答案。因此，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抱负，是因“爱中国”而努力学习，一面是对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同情与尊重，是“为中国”而认真教学。“爱中国、为中国”成为了两个异国友人情感交流的纽带，成了建立二者之间深厚情意的感情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