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所具有的一种雾里看花抑或是走马观花的

 

模糊与不确定性，而其中尤以民国为甚。

 

民国的主要特点，一是乱，二是放，大家都敞开了说。蒋介石连统一中原都力有不逮，

 

管文人什么事呢！ 因此，当时的整个曾经封闭了千余年的社会相比战国那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地”，虽然也有“上面推，下面放，

 

中间几根顶门杠”。但人的思想已是先一步解放了，一批尘封已久的文人学者也被重新发现，

 

比如钱钟书，比如吴宓。

 

吴宓的成名与“挨骂有关”，当时的文坛互相拆台，分成新旧两派捉对厮杀，他

 

所主编的《学衡》是为当时文坛一大笑柄，虽说他也博学，却无大成就，想写鸿篇巨制，却

 

又眼手低；好交女色，却又坐怀不乱，也可说是多情——“为是否该追一女生，吴宓很认真

 

地虔卜于《易经》，闭目翻书，以手指定，结果得到‘不能退，不能遂’几个字，大呼‘呜

 

呼，宓苦也’。”其性格、为人之复杂、矛盾者乃世间之罕见。

 

这样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人在高手如林的民国，绝对不是最强者，更非最出名者。

 

今人追捧吴宓，可能有些偏颇，硬说他是“自由主义战士”未免过于草率；而反对白话文的

 

推广，则更为粗浅，说是对的未免太不应该——旧小说虽有一定底子，但对比新小说，前者

 

发展余量却远不如后者。

 

对比吴宓真人及后人评价，似乎可以发现，由于历史的不确定性，许多名人都或无意，

 

或有意地被作了改进，进而变得恍若雾里看花，不甚明了，或认为明白，再次糊涂。

 

近者如鲁迅、吴宓，远有曹操、卧龙。历史是已过去的人与物，但他们都是活生生

 

的，都需要吃饭睡觉，民国尤此。每个学者、文人都是独特的。而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则远

 

不是几个“家”的名词就可以盖括的。

 

                       说还是不说  这是一个问题

                                          —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