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提到《诗经》，心里顿时就生发出一种安谧，一种宁静。
那轮遥远升起的明月，那句欲说还休的爱慕，那片宁静的在河之洲，那棵寄托相思的梅树……无不透着一种干净与纯粹的底色，向今天散发着朴素、恬静的无限美意。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退居书斋，对其进行文化抢救性质的删定《诗经》工作，那声充满闺怨的“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是否还能回响在今天的案牍？同样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一对毛姓叔侄在禁焚儒籍、斯文扫地的暴秦之时，怀揣典籍，远走他乡，再次进行文化拾荒，悉心整理《诗经》，那句充满欢愉的“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今天可曾还会在我们的口中传唱？不能想象。
梁启超先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我们今天看到的真金美玉、字字可信的《诗经》读本，就来自毛亨、毛苌的呵护与珍藏。
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被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即公元前1100－600年左右的诗歌311首。其中6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内容，去而为305首，故又简称“诗三百”。
《诗经》内容上包括十五国风、大小雅、周鲁商颂。“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为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经》表现手法为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连类譬喻叫比，以它物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做为一本古老的诗集，它自然应该享有人们应有的敬意，但何以能够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并被历代学者大雅传诵，讲习不止？
首先是其“史诗”性质所决定。像西方的史诗《伊利亚特》被认为是信史一样，形象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各个层面生活。《诗经》，内容浩繁，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间的宴饮交往，还有底层百姓的怨愤，兼有反映劳动、恋爱、婚姻等等方面的动人篇章。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因而，《诗经》以历史的记述与见证人双重身份出现，而不再是一部简单的诗歌集本。清人说“六经皆史”，其意就是指此。
其次得益于孔子的大力首倡。在孔子那里，《诗经》不单纯是部文学作品，而是承载着政治和历史，寓含了道德与仁爱的治世化人法宝。不独是诗，儒生所修明的六艺所诵读的五经，都与治世有着直接作用，“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因而，他对《诗经》有着极高的个人评价，他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认为诗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兴，可以志。《诗经》温柔敦厚的品质，能够洗涤并澄清俗世中蒙尘的心灵。对己，可以培养阅读者的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对外，可以从中学到隐喻讽谏的本领。对父母君王，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他们，将之作为教化的工具，从而达至儒家以仁化世，以礼律己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经孔子首倡，《诗经》遂作为六艺之首为春秋以降的儒家奉为重要经典，进行研习揣摩。自此，《诗经》中所录言辞，不仅被认为原典而广泛引用在庙堂对策之中，而且更是做为文人行文的立论之基，游走在书生的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