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的事业可以用消极的色彩来描绘。他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它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他后来发现，甚至在经济发展这类问题上，其精选出来的信条加上他自己那第一流的实干技巧也不能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也在４０年代就认识到除非千百万人民被成功地教育过来，把他们的思想改造得具有合作与集体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共产主义在中国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他成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他就被驱使着为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所有目标而全速前进。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周恩来结果没能实现他的诺言，终其一生也没能把中国决定性地带入一个明显有着更高生活水平的更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严格地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更多的应归因于客观条件的无情。任何想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迅速取得巨大进步的人都难免会遭到巨大挫折。然而，周恩来没有在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过激的反应。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坚守他的阵地，为使共产党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提供惟一的一股主要动力。他这么做的时候，不像其他领导人那样以一种执拗的、决不通融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一种永远使人感到振奋的、非常民主的风格来进行，这就使得别人不断地集合在他的周围并帮助他奋力去实现目标。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邓小平的接班人也经过几代变换之后，周恩来的工作和人格会比毛泽东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怀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既然毛泽东集权于一身的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的角色现在应当加以怀疑，可能会有人采取行动把无可指摘的“列宁的角色”追封到周恩来的头上——尽管他对党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完全不同的。在周恩来去世的几年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衣服上佩戴的周恩来像章比毛泽东或任何人的像章都要多。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通人性而耐心思考的靠自己站起来的中国。毛泽东主张大步前进，这经常使得中国人退回到比他们原来开始时更落后的地方去。一连几周通宵达旦地大炼无用的劣质钢铁，或是鼓励青少年闯进市政府办公室去欺侮、羞辱、折磨那些地方官员，这大概很激动人心。但当人们看到这些行动实际上并不带来任何具体的进步，更不用说带来太平盛世时，周恩来的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更为明智的渐进主义就占了上风。 

不是周恩来低估了共产主义，而是毛泽东等走得太快，因为他们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他们贪心地以违背自然规律的速度去追求效果，准备把人性中最坏的部分引导出来，还着魔似的相信这可以达到好的目的。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只是一个壮观的带有孩子气的梦幻。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别的人只不过是在玩弄空头政治，而这是他所不擅长的。他有着经过改头换面的拿破仑式的博学，还带有梅特涅式的政治上的坚韧。 

周恩来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这使得他在本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不可否认，他没能理解尼赫鲁，正如他没能理解赫鲁晓夫或柯西金一样。但西方也有人犯过同样的错误，人们对此不应苛求。在周恩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人们偶尔看到他那深埋在心里的沙文主义与他那些中国同僚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西方人可能会把他看作是我们最热切希望的未来的合作者，尽管他来自一个仍带有民族主义、文化优越感的国家。只要与周恩来会过面，人们会对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之下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潜力感到充满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和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对他选择的生活道路，我们从内心感到欣慰；对他身后的中国，我们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