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人短暂的生命里，海子保持了一颗高贵纯洁的心，对伟大诗歌的追慕和身体力行。“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在海子时间不长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200余首高水平的抒情诗和七部长诗。这七部长诗被其挚友骆一禾命名为《太阳·七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子几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写出了“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首抒情诗《祖国（或以梦为马）》，写于1987年。这时，正是海子“冲击极限”写作大诗《太阳·七部书》的中期。今天，斯人已逝，而这首诗，竟仿佛在读一首诗人宣谕和谶语，有种墓志铭般的悲慨与圣洁。

       此诗前二节写诗人的基本立场。诗人是追求远大宏伟目标的，“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在他们的一生中，由于坚执高尚的信念，使得具体的日常生活贫瘠无告，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意”物质是短暂的，它并不值得我们去孜孜以求、锱铢必较．所以诗人说只做“物质的短暂情人”。诗人的榜样就是人类诗歌伟大共时体上隆起的那些骄子，那些怀有精神乌托邦冲功的诗歌大师们。“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海子不怕生活在压抑、误解的此在世界。在生存茫茫的黑夜中，在一个“二流岁月”，信仰、纯洁、勇敢、爱心这些烛照过人类的精神之火都次第熄灭了。许多诗人以此为借口，转而去写虚无、荒诞的诗歌，有许多诗竟成为为虚无荒诞做辩护的东西。但海子不以为然，“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睛神圣的祖国”。这里，有对诗歌功能的重新认识，诗是一次伟大的提升和救赎，它背负地狱而又高高在上，它要保持理想气质和自由尊严，要抵制精神的下滑。在实现灵魂救赎的同时，诗人亦完成了个体生命的升华：“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第三、四节是写诗人对语言的认识。在这里，海子写出了他对祖国文化深深的眷恋和自觉的归属感，“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以梦为上的敦煌”。这些是诗人精神中代代承传的“语言谱系”，海子要光大它们，“投人此火”，“甘愿一切从头开始”，“去建筑祖国的语言”。但在一个被“文化失败感”笼罩的中国知识界，要重新激活昔日的传统是格外艰难的，它是一种主动寻求的困境，并企图在困境中生还。因此，海子写道“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吐出光辉”……/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第五——九节是写诗人的伟大抱负以及对苦难命运的预感。在这里，诗人强调了自己是大地之子，面对梦萦魂牵的祖国泥土，他深深地弯下了腰。人是最易朽的，“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但大地永存，会哺育生生不息的生命。诗人不再慨叹生命的消逝，他欣慰地想，死后会归于温暖的地母，“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守望平静的家园”。但欣慰中亦存不安，这“不安”就是诗人感到自己的诗篇难以完成“此火为大”的宏愿，愧对故国山河和伟大的劳动者，“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这种惭愧之情是高洁的、谦朴的，是一切伟大诗人共同体验到的。

       接下来，诗歌就在这种“不安”中继续展开。“我年华虚度”，没有写出其载力与抱负相称的诗篇，“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但人死了，抱负不会消失。于是，诗人假想了自己的“再生”。这“再生”，不是缘于留恋尘世的生命，而仅是为了续写生前未完成的宏大诗篇。“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我选择永恒的事业”。这“永恒的事业”，还是写作“民族和人类结合，诗歌和真理合一的大诗”！这首大诗就海子而言，就是《太阳》（海子的《太阳》没有完成，生前大致写就了七部）。我们刚才说过，《祖国（或以梦为马）》有如一首谶语诗或墓志铭，他悲剧性地预言了自己的命运。1989年海子过世了，为我们留下了这部不完整的《太阳·七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大诗还是“完成”了，诗人是以生命作为最后的启示录完成的。因此，谶语又体现出其辉煌的一面：“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的山顶埋葬诗歌的尸体——干年王国和我/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诗人的精神氛围弥散开去，召唤和激发了活着的中国诗人们。生命易逝，“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这首诗境界格外开阔。在强劲的感情冲击中，诗人稳健地控制着思路，彼此应和、对话、递进，结构严饬、硬朗。在高蹈的理想与谦卑的情怀，生命的圣洁与脆弱，诗人的舛途与诗歌的大道……这些彼此纠葛的张力中，书写了一个中国诗人的赤子之情。正如骆一禾在《海子生涯》中借引的一位东欧诗人的话：“他是第一个人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