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五帝本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尧。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放齐举荐尧帝的长子丹朱，说他通达事理，尧却认为他愚顽好斗；大臣讙兜举荐水官共工，说他民意很高，尧却认为他欺上瞒下。最后议到舜，大家都说这个人德行好、口碑好。尧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看他的德行到底如何。然后再交他几件事去办，看办得如何。结果舜的德行很好，事情办得很好。最后尧把位置禅让给了舜。

    这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病天下”还是“病一人”？不使天下人受害而只让一个人得利，这就是尧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在今天来看，也应是对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要求。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思想境界的高度概括和提升。但是，有多少领导干部完全能做到这一点，真正达到这种境界呢？

    比如选人和用人，完全出于公心就不容易。用人不但任人唯公、任人唯贤，注重公论，而且还用干事来衡量，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一遛。如此，百姓和朝中之人又怎能不口服心服。如果把官职当成私人财产，谁送的钱多就选谁用谁；如果把官职当成拉拢人心和搞小圈子的工具，谁忠于自己、谁是自己的人就选谁用谁；如果把官职当成福利，平衡关系、照顾情绪，谁资格老、关系硬就选谁用谁，那就不会选出舜这样的优秀干部。惟有坚持凭公论、凭实绩用人，不怕“病一人”，才能从党的事业出发选出好干部。

    比如胸襟和志向，做到纯粹和通达也很不容易。尧那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最关注的首先是民生社稷，然后才是自己的儿子。不论是放在远古还是如今，这种胸襟都很了不起。现实中，我们有许多心存高远、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山还重的好干部，比如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等，但也有不少党员干部还没有真正解决“入党为什么、为官做什么”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公”与“私”的站位问题。

面对妻儿非分的要求，周永康难道不知道替人非法获利会让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帮丁羽心等人承揽工程，刘志军难道不知道会恶化铁路系统严重的腐败现象？蒋洁敏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难道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是纳税人来替他私欲的膨胀埋单？这些浅显的道理，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自然是懂得的，关键是利益面前能不能稳住心神，做出符合良知和道义的取舍。

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来。也许不是人人都会遇到“病一人”还是“病天下”这样的大问题，但人生一世，如何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怎样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做恰当的取舍，是时时刻刻都可能面对的选择。“私”不损“公”、“利”不乱“智”，觉才睡得踏实，“病”才不会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