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过了春节，虚岁8岁的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年前便为我缝制好了书包——用一条白手巾，从中间折叠过来，把两边缝上，上面抽个带儿，提起来就是个书包。当然，里面也不需要装更多的东西，一本算数书，一本语文书，一个算术本，一个方格本，一个文具盒，这就是一个小学生的全部家当。

       妈妈没有文化，爸爸上学不多，他们更多的寄希望于我们姐弟四个，能够好好念书。姐姐比我大3岁，哥哥比我大两岁，在学校表现都不错，一开始老师就让我和哥哥在各自所在的班里当班长，可是放学回到家里，跟爸妈一说，都不同意我们当，说是不能当干部，当干部会伤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第二天我们哥俩全找老师辞职，现在想想那是单纯的我们一定给学校制造了一个不小的新闻呢。后来长大了，知道爸妈的良苦用心，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平安快乐的生活和成长。因为爸爸当村干部，吃尽了运动的苦头，几乎陷入了绝望地境地。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也遭如此厄运，干脆不当干部。

       直到四年级，我因闹眼病，误学太多，妈妈说，你再在四年级上一年吧。我在小学学习是很好的，老师没有让我留级的意思，我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答应了。老师也向我提了要求，说你当班长吧。我犹豫了一会答应了，到家里跟爸爸妈妈说，他们也没有再反对，那时运动就逐渐淡化了。

       在四年级读书两年，是我小学阶段辉煌的两年。武老师字写得漂亮，我很崇拜他，上课时总是悄悄地在下面模仿他的字体，如果说现在我的字写的还算不错的话，基础就是那是打下的。我从那时开始布置村里的黑板报，人小，黑板高，就站在桌子上，每每听到村里上下班的老农的夸赞声——这是谁家小子，字写得很漂亮，心里真是美滋滋的。他人也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对我似乎也特别的偏爱，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教我打珠算，好像在几个老师面前炫耀我似的，报出很多数来，让我打。他在班里大树我的威信，把好多班里的事务交给我，同学们也给面子，都服从我。那时我们经常帮生产队去干活，停课，排上队，兴高采烈去地里，边走边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我是公社小社员。现在看那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真的影响了学习，影响了成长吗？我觉得那时的孩子都很健康，不断的与土地的亲和，与劳动的结缘，让我们更多的把自己的生长植根于泥土之中，灵魂深处多了许多的淳朴与厚道。

       到了地里干起活来，老师总是先分配其他同学，最后让我监督大家，记得一次去玉米地里撒颗粒剂——废弃的砖头砸碎成渣，拌上农药，放在玉米秧芯里，消灭虫子。老师就让我在同学们的后面检查，看看是不是每一棵秧上都撒上了，撒的多少是不是合适。我在班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应该是仅次于班主任的，平日里，老师不在，维持秩序，管理事务都是我的事情，同学们也很服气，有一次，下课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同学逗着玩，一般都分成两拨儿，我们的对手一个大个子同学，把我们同伙给抱住了往墙角推，同伙对着抱他的同学想说：你个B养的，不敢整小环，整我来了，结果情急之下，说成了“你不敢整小环，整我个B养的来了”，后来很长时间成了大家取笑他的一个话柄。但那时不管说什么，都没有任何其他的色彩和目的，就是为了一个高兴，为了一个痛快，那时觉得班集体真的很可爱。对了，那时放假时，我们还自己组织运动会，跑的快的，发给是我画的奖状，铁良是跑得最快的，奖状都让他夺走了。所有这些，除了生活本身之外，或许对我们都是一种历练，一种积淀，尽管我们都不曾设想自己的未来。

       对老师的崇拜，对班级的热爱，让我逐渐萌生了将来做一名教师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