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从大地震那年开始的。

        一九七六年春，老王庄人民公社在中街召开田径运动会，各村办小学都派出代表队参赛。二哥是校运动队队员，参加二百米短跑，那天早上，全校师生在学校大门外集合完毕准备出发的时候，才发现他没到。老师着了慌，伸着脖子往村里张望，又在学生队伍里搜寻，一眼就看见站在排头的我，他走过来把手中紧攥的运动员号码布塞给了我。我那时候又矮又弱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训练和比赛，哪儿能担得起为校争光的重任？老师不断鼓励我，我就不好再推辞，把号码布别在了胸前，心中竟然莫名的有了一丝自豪感。

        比赛的时候，我在第五跑道，站在别的运动员前面一大截，当时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心中疑惑却还有些暗暗高兴。发令枪响，我冲了出去一路领先，可是一到弯道处，眼见一个个选手从身边唰唰的超越过去，我奋力划动胳膊，身体前倾，双腿却迈不动步子。当我气喘吁吁跑过终点的时候，其他运动员早已结束了比赛。我羞愧的无地自容觉得真丢面子，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那个做终点助理裁判的中学生偏偏还追上来看我胸前的号码。

        回家后我就病了，高烧咳嗽浑身无力，终日躺在炕上。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是气管发炎，开始给了一些药片吃，后来每天打针，可是一直不见好。病情越来越重，高烧导致出现幻觉：一团燃烧的大火球从天而降，在炕上滚来滚去。我从褥子上爬起来，从炕头追到炕尾，来来回回的追就是追不到，在屋地上吃早饭的一家人吃惊的看着我。烧的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扶着墙走到屋子外面去，院子西南角有一座猪圈，猪圈北墙下用木棒和草萡搭着一个羊棚，羊拴到野外吃草去了，棚子里有一层羊吃剩下的青草梗儿，觉得那里应该凉快一些，慢慢移过去躺下，青草挨着皮肤传递过来一丝凉意觉得舒服了许多。不记得病了多少天，一天大夫给我量了体温，对守护在一旁的母亲说，不发烧了，怕是要转成慢性气管炎，以后要注意不要着凉感冒，还说要是有青霉素就能治好我的病。至今抗菌消炎的药物不知升级换代了多少次，现在的大夫们已经很少用青霉素这种廉价的药品，可是在四十年前，青霉素就是特效药！于是我就天天盼着能够找到青霉素。

        夏天到了，天气比往年更令人闷热难忍，大哥二哥在北厢房里睡觉饱受困扰，就连住在厢房的一窝刺猬也待不下去了，在一天傍晚，老刺猬带着她的一群孩子排成一队沿着墙角经过灶台蹒跚翻越门槛。孩子们要捉一只来玩，被奶奶轻声喝止，说那是家仙——“白仙”，不许伤害，眼见着他们一个个翻过门槛，穿过房前的空地快速消失在菜园儿里……

        奶奶和母亲更加努力织布，轮换着在织布机上忙碌，正房西屋的织布机吱吱唧唧嘎嘎的一直响到深夜，终于在7月28号之前织完最后一根经线。母亲在收头的地方绾了一个结儿，父亲把这匹布从织布机上卸下来，很快有人把布搬走留下了一笔加工费。织布机也就地拆开，上半部搬到厢房里和纺车一起堆在房间的一角，下半部搬到西屋做支架，上面放上两块门板就成了床铺，两位哥哥都从厢房搬过来睡在上面。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决定，所有的厢房在那天夜里夷为平地，炕也被倒下的檩木砸了一个大窟窿，唯有三间正房屹立不倒，不但是全家人，连刺猬都逃过一场浩劫，冥冥之中似有天助。

        那天晚上，中街演一部叫做《红色娘子军》的电影，附近各村的人们都去看，偌大的场地围满了人。让观众惊喜的是这是一部情节惊险激烈的故事片，不是以前那部只蹦跶不说话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芭蕾舞剧。不过在那个文化活动极度贫乏的年代，一部歌舞剧也能招来人山人海，每当村子里放映一部电影，男女老少都把自己涮洗干净，穿上整齐的衣服早早赶过去占据有利地形——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看一场电影真是一件再开心不过的事。十点钟散场的时候，天气和白天一样闷热，四周越发黑黢黢。在回村的各条小路上人们兴味盎然地谈论着电影中的细节，丝毫没有理会有一些小兽在路边惊慌跑过，在久居乡村的农人看来，遇见那些夜游的小动物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回到各自的家中，有人很快就睡熟了，有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不知从哪里隐约传来隆隆隆的声音。

        我是在睡梦中被父亲挟出屋外的，等到睁开惺忪的睡眼稍微清醒了人已经站在了院子里，我不知道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四面一片漆黑，空气中是呛人的灰尘味儿，听不到任何声音，所有的一切都被吓傻了似的。过了好一会开始有说话声，然后突然是绝望的呼唤声，悲痛的哭泣声，父亲越过倒塌的院墙到东邻去救人。眼见脚下的地面裂开一条缝隙然后又慢慢合拢，奶奶和母亲招呼着我们兄妹六人，撤到大门外的空地上。

        那是一个混沌的黎明，天阴着，空中飘着似乎永远也不会散尽的烟尘和薄雾，等能够看清楚四周的时候，眼前的一切面目全非。原来错落有致井井有条的农家小院一片狼藉，房倒屋塌残垣断壁，门窗破碎玻璃满地，土坯杂草混在一起，桴栋檩椽横七竖八从趴了架的屋顶穿出，面目狰狞令人心惊胆寒。猪圈塌了猪跑走了后来自己又回来了，羊棚子塌了羊给埋在了里面，震后清理的时候，掀开羊棚子顶棚，那只羊定定的看着我们，然后轻声叫了起来。连排的房子只有我家的没有倒塌，显得坚强而又镇定。

        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回来找了一双鞋子，套在流着血的脚上又忙着救人去了。奶奶和母亲从倒塌的厢房上抽出几支木棍做架子搭了一个矮小的窝棚，窝棚地面上铺了一层杂草。我躺在窝棚里，余震一直没有停止过，大地在颤动，身下就像有人在推着拱着。前面大水坑里的水晃悠起来，激起波浪，有鱼被抛到岸上，又翻滚着逃进水中，一切都显得惊慌失措。水坑对面突然有人急促喊叫，就见一群人纷纷闪避，紧接着一堵墙倒下来，腾起一团烟尘。

        有人抱着一个胖乎乎白得瘆人的小女孩钻进了窝棚里，我赶紧起身闪到一旁，他把女孩轻轻放到草上，挤压胸口注射针剂，忙活了好大一会还是没有救过来，就失望的抱走了。

        本家二婶子家的房子倒了，她被埋在了窗户下面，父亲他们及时赶到，又刨又撬，连拉带拽，把她从废墟中抢救了出来。她头部受伤严重，眼睛和左腮被砸烂了，脸颊上的伤口像一只张大了的嘴鲜血淋漓。几个人把她抬到村南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开发稻田的一个居住点，大夫也不敢缝针，用药水消消炎就抬了回来，用一条头巾包裹着，躺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无力的呻吟，二叔在外地参加教师培训还没有返回来，家人守护在一旁束手无策。

        午后父亲回来了，说村里砸死了很多人，有一家五口全部震亡，众人叹息不已。劫后余生的人们顾不得悲痛，首要的事情是弄点吃的填饱肚子。我家的房子没倒，屋内有少半袋子大米和一袋玉米面，还有满满的一缸水。父亲找到一只铁桶提在手中，外面有几个年轻人负责接应和观察震情。大家都紧张的看着父亲，他冲进堂屋，掀掉缸盖，双手快速把铁桶摁进水缸，灌满了大半桶水，提起来就往外跑，有人赶紧接过了水桶，父亲又返回去抢出了米和面。有人找来一口大锅，从废墟上搬来十几块土坯垒起锅灶。妇女们烧火烧水和面贴饼子煮米饭，饭熟了街坊四邻围过来分食。最初的几天，人们就靠着这点粮食和那缸水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父亲饭后就组织人员掩埋死者去了。非常时期也顾不得各种仪式，也没有棺木，有的用炕席裹了草绳捆紧，有的给套上一件整齐些的衣服。一辆牛车拉着一具尸体在大街上慢慢走，一双伸出车外穿着胶鞋的脚随着车的前进晃悠……

        傍晚天黑上来了，天空中乌云密布，天边有红色的闪电，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狂风骤起，闪电扯成一道又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雷声轰鸣，余震不断，大地在颤动，天崩地裂了，世界末日就在今天！

        父亲终于回来了。他一边忙着把茅草搭在窝棚上，一边焦急地看着越来越紧的天气。奶奶是村里的老娘（接生婆），下午被村里一个临盆产妇的家人接去了。他在棚子外转来转去，终于按捺不住，急匆匆地奔村里去。约莫过了半个钟头，父亲背着奶奶回来了，奶奶缠过足的脚在地震中被房子前檐掉下的基子砸伤了，现在才感觉到疼痛难忍。奶奶疲惫的坐在草地上，但还是一个个拣认着她的孙子孙女们。

        雷声炸响就在头顶，大雨倾盆而下，很快就穿透棚顶上的杂草落入棚中。棚子建在大门外的斜坡上，院子里的水形成一股小溪流，漫过杂草从身下汩汩流过，人无处藏身。父母和大些的孩子们扯起了一床薄被顶在头上，可是管什么用呢？雨水浸透棉被浇在身上，并不比外面的雨更小些。父亲忍受不了孩子们遭罪，他冲进雨幕中，跑到最近的人家去求救，可是连续找了两家，都没有空余安身的地方。雷雨声盖过了妹妹的哭声，也许妹妹并没有哭，父亲跪在地上，把两岁的妹妹拢在怀里。

        不知道这一夜是怎样度过的，也许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记忆里除了恐惧就是绝望。好在一家人在一起，虽然都不怎么言语，父母的一两句问话却给我们莫大的安慰。

        天终于亮了，依然阴云密布下着毛毛细雨。人们走出临时住所，走过遍地泥泞的街道互相问候。就有很多神奇的说法传播开来，说是很早以前有一个老龟托着大地，时间久了不免乏累，就找天帝诉苦，天帝答应它每过千年可以舒活一下筋骨，于是每到这个时候大地就会震动；还有一个远房亲戚跟我们说，很快就要涨海啸了，一切都要被淹没，人也难逃活命，不过还有一救，就看海水是热的还是凉的，如果是凉的他就派船接我们来，热的就没有办法了。可是人们顾不了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天很快就放晴了，灿烂阳光给绝望中的人们带来希望，眼下最要紧的是安置好住处和找到食物，要好好活着。活着真好！

        父亲就地取材，从倒塌的南厢房里刨出了一些棍棒和秫秸，在大门西侧的老槐树下和水坑旁搭了三个稍大些的棚子，一家人分别住了进去，只是因为逼仄躺下的时候不得不蜷着身子，又捡了一些砖头和土坯，在下坡的地方垒了一个灶台。大人们忙着清理废墟，小孩子们在树上爬上爬下，我跟着大哥去村东五里的坨地上摘勺瓜，趟过一片膝盖深的水，坨岗上是一大片瓜地，长势旺盛的瓜秧下翻着砂浆和冰凉的咸水，有的地方已经被沙堆埋了一片，有的地方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地裂。窝棚还在，看瓜人早就不见了踪影，没人看管的瓜长的出奇的大，几棵就装满一棉布兜子。我们把瓜背回家，剖开去瓤，横切成片，煮熟了吃，上顿下顿的吃，酸溜溜的勺瓜让人反胃。又下河捉一些鱼，没有油没有调料，放上点盐，炖熟了有点腥，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震后第四天，邻居一个大孩子跑来说村西高粱地里有声音，会不会是有人砸伤了？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确实听到一种古怪的呜咽声。再靠近一些，原来是一条大黑狗，狗后腿砸折了，趴在那里奄奄一息。几个年龄大的孩子商量后，派人回家取来一条长绳子，绳子头上打了一个活结，用竹竿挑着套进狗的脖子里，用劲拉紧，一起往外拉，一直拉到壕沟沿上，狗在挣扎但并不死。有人提议找镐头砸死它，却没人敢动手。有人出主意说电影里有给人灌凉水的刑罚，干脆把狗灌死算了。有人提来一只桶从沟底打了半桶雨水，用勺子舀了倒进狗嘴里，狗大口的吞咽着，喝了几口越喝越精神，竟然支撑着站立起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们，晃悠悠的向我们挪过来。胆小的孩子们一哄而散，其他人围着狗喊叫着、躲闪着。晚饭的时候，桌子上多了一碗狗肉，漂着油花，香味诱人至极。“闻见狗肉香，和尚也跳墙”，何况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狗肉了。

        中街公社大院里来了一支医疗救援队，赤脚医生建议我去看一看气管炎，晚饭过后，母亲带我去了医疗队。大院已经清理出来，空地上撑起了几座帆布帐篷，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静静地听了一会，拿下听诊器，微笑地看着我，说了说我的病情，然后给我注射了一支青霉素。之后我又连续去了几次，折磨人的气管炎竟神奇般的治好了。村里的几位重伤员，先是在医疗队接受治疗，然后被直升飞机接走转到外地的医院去。二婶子是最后一批转移的伤员，她说自己的病太重怕是活不了了，不如死在家里。干部们和大夫反复做了几次工作，二叔骑着水管车子送她去了医疗队，汽车运到唐山站，坐卧铺火车跨过黄河长江，到达了安徽省当涂县人民医院。

        灾民们都在自救互救。二叔和另一个老师召集学生们回到学校，校舍已经完全震毁不能再用，村里给了两间墙体开裂的仓库作为教室。师生们自力更生各尽所能，小孩子们从老学校搬运清理出来的能用的建材，大孩子们帮着老师把仓库震坏的上半部分拆下来，在原有的基础上和泥垒墙，上梁架檩盖顶。开始工程进展很顺利，快要封顶的时候，二叔骑在脊檩上正往山墙上抹泥，突然那棵檩从山墙的一头儿落了下来，他反应及时抱紧了檩不撒手，眨眼之间，在学生们的惊呼声中，檩咣当落在了地上，幸亏檩的另一头还担在房顶上面没有落下来，他的脑袋恰恰卡在了檩和地面的夹角处。老师和学生们跑过去抬起檩头扶他起来，这一下摔得不轻，人有些发蒙，好在身体其它各处没有受伤。工程继续进行，村里也派了人帮工，很快就建起了两间教室，八月底，学生们就在自己新建的教室里读书了。十月中旬的一天快放晚学的时候，大队值班员走过来对二叔说，你媳妇回来了，人现在公社，快接去吧。

        父亲白天组织社员们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还要经常去村里开会，又抽空带领一家人清理倒塌的东厢房，在原址上建起了简易房，入冬以前，全家搬了进去。简易房虽然简陋，也足可以遮风避雨抵御寒冷，尤其是里面搭着十几米长的炕，终于可以伸展了身体睡觉。进入腊月，家里像往年一样请村里的屠夫杀了一头猪，奶奶三斤五斤的分割出几块打发我们给亲戚家送去。学校放寒假了，我取了通知书回到家，屋子里热气腾腾，炕上放着两张桌子，一家人围坐在炕桌旁。炕上放着一大盆猪肉猪血肥肠粉条豆腐炖成的杀猪菜，还有一大盆高粱大米饭。一家人都到齐了，饭盛碗里菜盛盆儿里，全家人吃得热火朝天。

        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新的一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