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7月29日）北大出版社举办《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面世30年研讨会，有来自全国29省市240多位中文系教师参加。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出席并讲课。老钱老吴讲文学史观，我讲现当代文学教学的体会，以及对当下文学研究的困扰、青年教师“项目化 生存”等问题。这里摘录我讲课内容的最后部分：

      老师们，以上我讲的是有关现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每个学校不同，教师的情况不同，这些经验不一定都适用，仅供参考吧。最后，我想就学科研究再说几个观点。有些观点在几年前我写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与价值尺度问题》一文中已经论述过。这里不妨重复一下，讲4点看法。

      第一点是关于学科的拥挤。这次会议的召开，就有人发问：现代文学三十年，时间这么短，值得花那么多精力去讨论吗？现代文学的确是“拥挤的”学科，部分学者已经率先“出走”， “转行”做其他领域的研究。有些人可能认为现代文学毕竟时段短，学术含量不大，很难做出什么名堂。其实学术含量大小并不取决于时段长短。现代文学作为千古难逢的“大变局”时段发生的文学，其独特性和丰富性还远未能被发掘和认识，何况作为一种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新传统”，也有许多题目等待探究。不妨从另一角度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拥挤”，也可能是因为思路狭窄，其实还有很多未空间未曾开发。思路打开，现代当代打通，文学史观以及进入研究的理路、方法与框架都会有所调整，研究的空间往往也就陡然开启了。

      第二点是关于学科面对的许多新问题。包括：如何评价中国近百年来曲折多难的历史，如何看待这期间形成的“新传统”，数次革命的利弊如何衡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割裂了传统”，新文化运动是否成为“激进主义”的渊薮，新文学到底有多大的文学价值，鲁迅的思想是否过于“偏狭”，等等。所有这些质疑都由来已久，而这几年因社会历史观的解构、松动与“平面化”，而重新点燃了激烈的争议。对“新传统”是蔑视抑或维护，其异见日趋对立。虽然很多偏激、片面的看法尚未完全进入学术领域，而只以社会言论的方式存在于媒体、网络等空间，但由此形成的流行价值观也影响着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好恶和判断。文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直接造成了现代文学定位、“边界”及评价系统等方面的困扰。

      与此相关的是第三点，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问题。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是必要而紧迫的。“回归学术”不等于规避现实，这个学科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如果说古典文学研究在这方面表现不那么明显（其实也应当是有的），现代文学则是“本性”要求。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够持续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现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离不开对当下的“发言”，也离不开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

      第四点，关于“项目化生存”状况。现今四十岁以下的“新生代”日渐成为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力。这一代学者基本都是由完整的学院教育培养出来的，较能适应现有的学术生产体制，善于找题目，写论文；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问题意识往往限于学科内部，读者也多是同行圈子，这样一种封闭循环的学术生态，有可能使研究缺乏动力和责任感。当写论文主要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学术工作和自身的生活世界容易割裂开来。现有科研体制对项目、课题的强调，更加深了这一困扰。没有项目不能评职称的压力，迫使青年研究者陷入申请、完成、再申请各种课题的紧张过程中，我把这种状况称之为“项目化生存”。其实，课题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方式和方向。为申请项目刻意求大、求新，甚至就是为了拿到项目，而并非真正的问题驱动，这种功利性研究对青年的学术成长是有很大损害的。此外，相对封闭的学院学术环境，也使研究者缺少机会与社会现实和实践接触。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是特别需要一种超出书斋之外的对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理解力。现代文学界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洞察力和理解力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们丰富的社会经验与历练，他们也因此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面向公众发言的能力。在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学院化”大趋势下，如何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如何既要应对生存需求，又要保持学术的尊严与自主，两者间有一定的平衡，这些都是今天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它不仅关系未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也关系到研究者的学术生存取向。

      这次会议主要是纪念《三十年》的出版30年，但我也希望借这个话题，讨论一下现代文学面临的某些困扰和问题，能找一找现代文学研究的“魂”，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