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白岩松的《白说》认识了《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在白老师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这本书中的内容，边读边感受作者的行动、思考与责任。感受作者家乡的变化：

“之前的云南因四季如春，几无寒暑之虑，没有外面的消息，人们生活没有方向，没有开阔之眼光，精神狭隘。故而发生大户人家买光冬季取暖之梨炭，而另一家为了斗富，居然烧钱取暖的荒谬之事。浑浑噩噩不知何为‘国家’、‘民族’、‘时代’。 ” 联大到云南之前，人民的生活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以致发生如书中所诉的荒谬之事。

“然而一切仿佛在瞬间改变了：忽然间，安静的小城里进入一大群从遥远的京城里来的有大学问的人。省主席龙云对他们恭恭敬敬，礼若上宾，政府到处张罗房子，让他们住下，教书讲课。那些先生们在京城住洋楼，出门坐黄包车，他们的太太很多留过洋的，见过大世面，可是现在国难，不当亡国奴，人家一袭阴丹布旗袍，自己操持家务，走在街上，对人彬彬有礼，仪态大方。”这是多大的反差。看到这些有大学问的先生及家人的穿着，本地人能不羞愧难当？

加上“他们要把这几所好学校，这些好学生给我们中国保存着，培养着。他们在昆明的街上走来走去，好像这儿就是他们的家乡，好像他们就生活在这儿，一点儿也不嫌弃。”因此“本地的那些珠光宝气，搽脂抹粉的小城女子自感羞愧了。绫罗绸缎收起来了，不好意思穿了。”

张曼菱用这种对比手法，清晰描摹出西南联大到云南后，云南人的突变：“后来，云南本地人都以能请到联大教授到家作客讲课为荣；缠足的女孩子放了足上学；城里城外随处可见背斗笠的青年学生；周末下午，老板叫上伙计关铺面，都赶往省师礼堂去听西南联大的先生们演讲；讲到山河之痛，国破家亡，台上痛苦失声，台下群情激奋；昆明市民与北来的师生们同仇敌忾，意气相逢；好学、忧国、知天下、求进步渐成潮流。这是一座城苏醒的故事”。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影响力！这是从行为到精神，从精神到思想的进步与蜕变。

读到日本鬼子强占北平后，欺凌老百姓，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残暴，京城人不得不手持小面太阳旗，不得不对太阳旗躬下身子时的情景，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愤慨，又何况是有着民族气节的陈三立老先生，他以绝食的方式无声地抵抗着日本人的侵略，宁死不屈，至死不渝。

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民族如此执著于它的山河大地和文化传统，如此视民族尊严高于生命，将培育后代视如自身的延续。在强敌压境的日子里，他们已经做好了为这个民族坚守文化教育阵地的一切准备和牺牲！

陈三立老先生把个体的生命，当作是族群上升的阶梯，当“生不如死”时，不如化“死”为生。他完成了一个爱国世家向下面传承的责任，他“虽死犹生”。

今天，我们的国家在发展，在一步步强盛，但是那个曾经数次经受我们国家恩惠的日本，却时时觊觎我们国家的领土、文化和资源。那个曾经给我们带来过无比深重灾难的民族，是我们要时刻提防的危险的民族。那个表面上彬彬有礼，内心却拒人于千里，贪婪又邪恶的民族——它们一再修改教科书，否认大屠杀，否认侵略，日本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多数日本国民支持的结果。他们美化战争和侵略。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作为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教育我们的后代，不断建设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一直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国。”

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恨日本鬼子，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学生为什么那么恨日本鬼子，我想，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已经深深烙印下这样的字句：“日本民族是邪恶又贪婪而且善变的民族，他们残暴、凶狠，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绝不会让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