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学的会议。会议期间，一位年轻的中国大陆作家被问及她为什么写作。对此，她回答说，她之所以写作，不是为了讲故事，或做见证，或与简·奥斯汀（Jane Austen）神交，而是因为她不喜欢出门，于是就想到通过写小说，既能赚钱又可以待在家里。对此，我全部能想到的就是Oy（唷）！——这是意第绪语，只是用来表达我所猜想的许多西方听众的想法。 你们应该知道，自此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一点——关于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中，人们想象中喜欢待在家里的作家包括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其与艺术（Art）有关，而中国人则很有可能会因此而联想起方便（Convenience）二字。例如，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位为了将艺术作品送上太空而正在进行火箭试验的女士。她说，这是一项竞赛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让地球以外的世界接收到人造的完美作品”。这的确堪称一个惊人的项目——我想你们不会有异议的。我对于这个项目的第一反应：火箭！多好玩儿！但是我的第二反应则是，这是只有美国人才会做的事情——对于事物的价值和人类表达的目的，这位女士的态度迥异于中国作家的态度。在我看来，二者之间的区别代表了一个非常大的冰山的一角。 在邀请我做这些讲座时，约翰·斯托弗就建议我撰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自传——他用了一种礼貌的方式告诉我，这也许是我能够处理的唯一一种能称得上是全球专家的主题了。毫无疑问，这一主题就是我自己。即便如此，这仍然意味着许多东西。因此，我选择用自己的事例，作为谈论上面提到的巨大冰山的一种方式。在短时间内，我也许无法将它明确地描绘出来。不过，通过我自己的故事，我将涉及“小写的”文化和“大写的”文化，并且尤其关注自我的不同结构。我这样讲，意思是指我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以及在东方包括中国（20世纪40年代我的父母从那里移居海外）在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 我对这一差异感兴趣已有一段时间了。几周前，在与我过去的老师、来自爱荷华作家工作室的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James Alan McPherson）谈话时，他提醒我，这一差异在我1983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曾经探讨过。如果回顾一下随后我的那些长篇小说，其实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辩证，一如一些作家所做的那样——如沃纳·索洛斯（Werner Sollors）简洁有力地表达过的、如同在认同和血统之间的那份紧张感。就我而言，这便是爱默生（Emerson）与孔子之间的抗争。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会在独立自主的自我和相互依存的自我之间感觉到这种紧张感：前者在真理内部发现意义，权利和自我表达对其至关重要；后者在从属关系、责任和自我奉献中发现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起哈姆雷特（Hamlet）的断言“存在于我内心中的（悲伤）超过了其外在”（I have that within me that passes show／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我们便会产生共鸣，感觉到自己也有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内在的东西。因此，这必须“首先是真实的”。诚然，如果我们想起《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的结局，当汉弗莱·鲍加（Humphrey Bogart）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三个小人物的问题并非毫无价值”时，我们也会发现自己产生了共鸣。 存在于我作品中的紧张感仅仅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全球化及其严重性总是被更多人所共享，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所指出的那样，东西方之间的自我差异实际上是“西方（指欧洲和北美）和其他各方（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正在加速发展的现代化给“其他各方”的个人主义带来了名副其实的流行。也许我应该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我把跨文化研究带进了这些讲座之中。就像我将在第二讲的前半部分所特意强调的那样，我将不会偏离各种各样的东西方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的关注足够广泛，你们也会同意这种做法的。尽管如此，由于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许多文化（更不要说欧美的大量亚文化）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相互依存而今却又波动不已的取向，但是有越来越多像我一样普通而又低能的人，当情况被允许时，往往能够很实用的开掘我们相互依存的或独立自主的自我，就连那些对此看法不一致的行家也是如此。至于我们这些低能的大人将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谁会知道呢？我们无法判断以及明确地说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通过描述一些源于我自身的经验，以及一些具有讽刺意味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希望不仅能为小说创作者，也为与文学并无特别关联的许多人提供启发和视角。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说的是，在涉及文化差异的所有讨论中，我意识到了模式化的危害。一如社会学家马丁·M.马格尔（Martin M. Marger）所说的那样，“一个群体单纯化的且过分夸大的信仰，通常是间接获得的且抗拒改变的”，这显然应该被严厉地谴责并绝对避免。尽管我也意识到，对模式化的恐惧有时也许会引发对文化差异断言的不适，无论那些断言是被心理学家多么彻底地接受或者有着怎样坚实的研究基础。不幸的是，这种担心是完全合理的。在193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记忆》（Remembering）中，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C.巴特利特（Frederic C. Bartlett）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英国的测试对象被要求在从只有几分钟到几个月之多的间隔里，反复复述一个有关印第安人的鬼故事。其结果发人深省：每新的一轮，受试者都会记错更多的故事情节，他们会不自觉地编辑和重塑故事——例如，把捕猎海豹变换为“钓鱼”。对于他们而言，去除和改变似乎是怪异的故事元素，直到故事最终演变成完全与印第安人无关——事实上，直到故事最终变得已经完全英国化了。 现有的模式是强大的。进行预判远比意想不到的完全听取要好，我们会根据自己已有的想法回忆事情。如果连怀疑也能以非理性的方式捍卫我们自身的模式的话，正如小说家阿兰·莱特曼（Alan Light-man）提醒我们的那样，像爱因斯坦（Einstein）和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这样的人，他们因成功面对反对的证据而捍卫自身的模式而闻名。因此，我们也许时常感到愚钝，其他更重要的人也许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趋势仅仅只是趋势而已。虽然这些讲座很可能会被误解和记错，但我仍然寄希望于它们不会——它们将不会被过滤掉太多，因为它们将会让人们注意到我们自身的过滤器，而这终将会促成建设性的对话。 关于术语的说明：我没有像通常的用法那样，用“独立自主”（independent）这个词去表达自足或不受外界控制，我也没有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这个词来表示相互联系或相互依赖。相反，如同跨文化心理学家所做的那样，我一直以这些词为一种方式，描述有关自我解释的两种非常不同的模型。第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强调独特性，通过诸如特点、能力、价值和偏好这些固有属性来定义自身，往往孤立地看待事物。第二种，“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强调共性，通过地位、角色、忠诚和义务来定义自身，往往透过背景看待事物。当然，这两种非常不同的自我解释之间存在一个连续体，大多数人沿着它进行定位。在整个一生的过程乃至某一瞬间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沿着它移动。文化不是一种宿命，它只提供模板，个体最终可以接受、拒绝或修改，并且执行它。例如，事实上，美国人的确喜欢汽车，但许多人选择不开车、不经常开车，或者他们不喜欢开车对环境的破坏，以及他们会晕车。 毫无疑问，这彰显出的是一种汽车文化——事实上，汽车影响了从城市设计到外交政策的一切。因此，它处于相互依存／独立自主的范围之内。无论人们沿着其长度通常将自己定位于何处，也不管他们倾向于变动多么宽的幅度，其端点仍然代表着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现实——这些现实，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带来了感知、记忆以及叙述自我和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探索这一切时，我最终将关注点锁定在这种差异对我写作生涯的派生和支撑作用上。然而，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这种差异对于我们理解艺术与小说，对于我们理解我们自身，对于我们理解文化与文化变革远远超出了其本身。这便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至于我的计划，我将以一个“根”的讲座开始。这也是一个讲述了相互依存的自我如何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将细读我父亲在85岁时写下的一本精彩的自传的开头部分。这一部分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带给大家感动，并引起我们的兴趣，同时也为我们打下一个基础，为相互依存提供一种感觉，这是我们无法从单一的研究中所得到的。 我们并非不让自己进行研究。在第二讲的前半部分，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将会把跨文化心理学的一些研究作为我们深入理解我父亲故事的一种方式。这些研究也会使我们深入了解其对立面——高度独立自主的事业。在第二讲的后半部分，我将聚焦西方叙事。在这里，我将考察“小写的”文化和“大写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切与我早期的作家生涯有什么关系。 　　随后，在第三讲中，我将会思考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会是什么。当相互依存遇到独立自主会发生什么？我将把自己和我的工作置于变动不居的背景以及其他人的工作之中。此外，我们还会参观一个非正式的工程讲堂。 　　在这些讲座结束之后，我将计划在一个热水浴池里度过一天。但首先应该是：艺术、文化与依赖型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