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上镜，不喜欢出现在公众场合的他，用6年时间，坦陈心声，写下这本自传式散文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12章肺腑之言，载满意味深长、趣味满满的人生往事。 村上说，我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普通人，走在街头并不会引人注目，在餐厅里大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如果没有写小说，大概不会受到关注，会极为普通地度过极为普通的人生。 然而，村上是怎样走上了这条并不普通、甚至光彩熠熠的小说家之路？这一次，村上春树选择用一本书，娓娓道来。 不是学霸，七年时间拿到大学毕业证 村上春树坦言，学生时代的自己资质平平，虽然高中时代就读的是神户的公立重点学校，大学就读的是鼎鼎有名的早稻田大学，但他的成绩最多称得上“中等偏上”。究其原因，他很难从学业中感受到乐趣，“世上好多东西都比学校里的功课有意思”。 对中学时代乃至大学时代的村上来说，阅读始终高于一切。高中时代，他开始海量阅读英文原版小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神户港常住大量外国人，游船往来频繁，旧书店里按堆论价的英文简装本小说比比皆是。村上前往旧书店，淘来大量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也不管看不看得懂，坚持一本又一本，从头到尾。虽然英语成绩鲜有提升，但执着的阅读为半个世纪后进军海外市场的村上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村上的大学时代正值日本学生运动鼎盛时期，早稻田大学实行非常宽松的学分制度——修满相应的学分，即可领到证书。原以为自己也会按照“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先毕业、再就业、然后成家立室的村上，刚好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用他的话说，就是“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作”。 尚未毕业的他先行结了婚，迫于生计不得不开始工作，因为讨厌进公司就职，便出于对音乐的单纯热爱，开了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繁重的工作之余，抽空去学校补休落下的学分，三年之后，总算拿到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电影演剧专业的学位证书与毕业证书。 青春时代，穷到靠捡来的钱偿还债务 尽管村上在中国读者心中常常是一手擎着红酒，一手摸着猫咪，听着爵士乐悠然度日的小资形象，但村上坦言，自己其实度过了非常艰苦的、被繁重体力劳动全盘占据的青春时代。 1974年，村上和夫人举债在东京西郊的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地下室小店。三年后，生意渐有起色时却因业主违约收回房屋，不得不搬迁到千驮谷另谋新店。 负债累累的村上说：“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最困顿的时期，除了朋友的债务，每个月还要偿还银行数额不菲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二人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竟然捡到一把皱巴巴的钞票——那偏巧就是他们需要的金额。 村上笑言：“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 一炮而红，作家生涯屡遭质疑 1978年4月，一个偶尔的契机，村上在神宫球场观看比赛时，一个念头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陡然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村上形容“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地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接住了它。它何以机缘凑巧落到我的掌心里，我对此一无所知。” 比赛结束后，村上坐上电车赶往新宿的纪伊国屋，买了稿纸和钢笔，心扑通扑通地乱跳。夜深时分，结束店里的工作后，他开始坐在厨房的饭桌前写小说——除了天亮前那几个小时，那时的村上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半年后，《且听风吟》完稿，他将这部信笔写来、一挥而就的处女作投往《群像》杂志，随后彻底遗忘了这件事情。岂料数月之后，《群像》编辑通知村上，那部作品闯入了当年新人奖的最后一轮。 《且听风吟》以黑马之姿获得当年的《群像》新人奖，从未想过会当作家的村上获得了一张堪称宝贵的“入场券”；随后，他“兼职”继续创作了《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作品均入围芥川奖，被媒体宣传为“最有力的提名作”，却与得奖失之交臂。 与村上的声名鹊起严重不对等的是，他的作品因不符合日本主流文学传统，在日本文坛屡遭质疑和批判。甚至有久负盛名的评论家将村上的作品称为“婚姻诈骗”，意为“明明没有什么内容，却煞有介事地坑蒙读者”。以经营小店为主业的村上的私生活也饱受前所未有的骚扰与考验。 坚持“反命题”式的姿态、为愉悦自我而写作的态度发生转变，是在1982年。村上不顾身边亲朋的一致反对，卖掉已经走上正轨的小店，决定“破釜沉舟”，走上职业小说家之路，以全职状态开始埋首创作《寻羊冒险记》。 漂流海外，人生清零重新出发 《寻羊冒险记》虽然受到刊载杂志的冷遇，却前所未有地畅销。村上作为职业小说家迈出了顺利的步伐，并明确感受到：“我要做的事情，在方向上没有错！” 八十年代后半期，村上已经基本奠定了自己在日本市场的地位。此时日本恰逢“泡沫经济时代”，景气腾腾，种种约稿接踵而至，要赚个盆满钵满绝非难事。但对即将年届四十的村上来说，这却不是值得欢欣的环境。“整个社会闹哄哄的，浮躁不安，开口三句离不开钱，根本不是能安心静坐、精打细磨地写长篇小说的氛围”，“我想把自己放进更紧张一点的环境中，开拓新的疆域，尝试新的可能性”。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之后，村上毅然离开了日本。《挪威的森林》开头的部分，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轮渡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村上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BIC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 “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坐在旅舍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地频掀高潮。总之是历经了磨难，吃足了苦头……因为总也找不到固定的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各地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这部小说。”这部在漂泊中完成的作品，后来在日本乃至全世界创下了畅销奇迹，也成为村上最成功的代表作之一。 八十年代接近尾声时，村上正式定居美国，决心以新人之姿，在这个新的主场清零出发。 走向世界，让时间开花结果 “说来说去，村上春树写的东西，无非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这种东西最多只能在日本通行。”从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是“外国文学的翻版”，自认为是在积极追求和摸索日语可能性的村上生起绝不服输的挑战念头。“假如将人分成‘狗型人格’和‘猫型人格’，我觉得自己堪称彻底的猫型人格。听到‘向右转’的口令时，会不由得转向左边。” 他以《纽约客》为开端，接连发表了数篇短篇小说，名字逐渐为美国读者知晓。村上自知作为一介新人，把一切托付给代理，坐等消息，绝不会带来好结果。第一次与大名鼎鼎的ICM公司的金牌代理阿曼达·厄本见面时，她就明确表示：“我无法受理不能用英语阅读的作品。” 因而他决定刻意将自己是“日本作家”的身份束之高阁，与美国作家站在同一个擂台上，自己寻觅译者，委托翻译，再亲自核对译文，然后将译成英文的稿件交给代理，请她卖给出版社。 经过耗时费心的排兵布阵，村上春树的作品销量在美国稳步上升。2005年以后，从出版《海边的卡夫卡》开始，村上的作品开始在《纽约时报》全美畅销书单上崭露头角。走到这一步，漫长的十年岁月已经过去。 随着作品在美国的畅销，村上春树也陆续打开了东南亚、欧洲等市场。以俄罗斯为例，畅销书排行版的前十位，曾有大约一半被他的书稳稳占据。至今，村上春树的作品已经拥有50多种语言的译本，在各种文化的种种坐标系中得到了肯定。 幸运如村上春树，努力如村上春树，坚持如村上春树。 他坦言：“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 对于未来，如今已经六十过半村上春树有何设想呢？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村上给出了明确而诚恳的答案—— 我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作家，还有无限的发展余地。今后我大概会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在那里展开更深更远的探索。那里对我来说将成为新的未知的大地，恐怕也将是最后的疆域。 继《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之后 村上春树首部坦诚自我、笑言梦想、畅谈人生的自传性作品 阐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职人”精神 为你带来信心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