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

　　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