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学习心得之二：为政以德，毕生追求

高启山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朱熹：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古者十五而入大学。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顺，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从，如字。从，随也。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后人也。立，能自立于斯道也。不惑，则无所疑矣。知天命，穷理尽性也。耳顺，所闻皆通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不勉而中矣。”

钱穆：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順，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启山按：钱先生解释惑与不惑的成因，这样，“不惑，并不是啥都看明白了”，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解决问题”的“不惑”。）

知天命：虽对事理不復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困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困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启山按：钱先生对天命的解释，更是具有了积极意义，不是消极的“成败在天，不是天、天、命注定”，而是知道了自己应该为这个社会承担的责任，即使是六十岁了该退休了，自己的职责不能忘记。）

耳順：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順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順之境界。耳順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復感其于我有不順，于道有不順。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順，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己，亦復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復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

（启山按：这里，钱先生这样解释，“耳順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復感其于我有不順，于道有不順。”是不是消极了一点呢？能不能判断出来“与道不顺”，与道不顺，要不要反对？还是我也没办法？）

钱先生继续说，事物之进入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舉耳順，盖舉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別。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舉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古今順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順，一切不感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教，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己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一贯，而弘道则在己。

（启山按：再读下来，才发现，钱先生的解释并不是“消极对待”，而是“听到、看到”违背“道”的言行，就心中愤怒，而是能够正视这样的存在，从而更加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去察其所以，更好地“施教”，如此，耳顺，是做学问的大境界了。这里，是不是又跟上一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相互照应呢？如果听到看到“违道”的言行，采用禁止、刑治的方式，则“民免而无耻”呢？这里面是不是又涉及到“原善说、原罪说？）

钱先生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踰越规矩法度之处了。

卫军翰：

我们知道孔子享年七十三岁。由内容看来，此章应出于孔子人生暮年，乃孔子回首其一生在进德、为学、从政上的历程。若与孔子生平相对照起来，当更能清楚孔子此章之原意。换另一个角度来看，整部论语如果编辑时有记录下孔子说出每句话的年代，那参照此章或将更能了解孔子每句话的心境。就本章内容而言，除应参照孔子生平之外，尚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为“耳”字的意义；二则又与性善与性恶有关。

参照孔子生平：

十有五而志于学。孔子三岁丧父。小时跟着母亲过着不算富裕的生活。事实上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满十五岁后，为了帮助家用，从事过儒的工作，在当时儒是在贵族遇有婚丧祭祀等需要礼仪的场合，雇来配合奏乐念祷的人。后来因为孔子的母亲反对，认为这是低贱的职业，使得孔子再度重拾书本。母亲过世之后，年轻的孔子求职受挫，故更坚定向学之志。

三十而立。经过了十余年苦读有成，并曾在季桓子家中任职。三十岁时名声渐渐响亮，且开办了私学，开始以有教无类的精神来教育贵族、平民甚至奴隶的子弟。三十五岁时，鲁国内乱，鲁昭公被三桓打败，遭赶到齐国。孔子也去齐国，任高昭子家臣，一心希望能为齐景公服务，但为齐相晏婴所阻。

四十而不惑。孔子居齐三年之后，失望地返回鲁国重拾教鞭。以作学问和教学弥补了在政治上的失意，并且在其中领悟了更多的事理。

（启山按：传播学问，在国家推行“道德礼仪”是治国之本啊。）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五十岁时鲁国发生了阳货之乱，五十一岁时重获起用为官，任中都宰。孔子以三个月的时间肃清小偷、赌博、游民。因绩效斐然，晋升为大司寇（最高司法官）在一年之内执法公正，之后孔子又在夹谷齐鲁会上取得外交胜利、降低三桓居城并平其家臣内乱、诛杀少正卯。这当中又以诛杀少正卯一事较具争议。另外“三月使鲁国大治”的说法亦指此时。可惜于五十六岁时，齐人致赠女乐与鲁君臣，定公与季桓子于郊祭时又不分祭肉与孔子。（这是辞退不称职、不想用的官员之方法）孔子只好离开鲁国与学生一齐周游列国去了，这其中的过程艰辛。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后来得学生冉有之助，奉召反鲁。当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了。之后，孔子便把精力放在整理经典及教育后进之上，直到逝世。

本章亦可稍作引申为修德进学的阶段：一为有志向学；二为建立自己的基本思想以确有所立；三为不惑，人事多异，虽自己已有志且能立，但与外在事物不免有冲突矛盾，此心因而会有惑，所以必须穷究事理，以求得不惑；四为知天命，虽已有志有所立又能不惑，但实行时又可能遭遇困难阻碍，所以必须要能知天命；五为耳顺，入耳之事有顺，有不顺，因为知道那些不顺的其实亦有其道理（由不惑来），甚至也属天命（由知天命来），是故应能修养到一切入耳的皆为顺；六为从心所欲不踰矩，到此境界则一切发于心所为，皆合于天命，所以自然可以符合人类社会所形成的规范。这也就是为学修德的最高境界了。

王尉：这一章孔子简略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十五岁开始做学问，到了三十，自成一体。到了四十他就不被任何的东西迷惑。让人迷惑的东西无非就是权、色、利，到了四十岁，孔子已经不被这些东西所迷惑了。五十呢，就知天命了，天命我讲过，天命主要是指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把握，五十岁，孔子到了这个地步；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什么意思呢，能认真地听从别人的意见，遇到什么事情也不激动，这就是耳顺。七十，境界就很高了，而从心所欲了，思想、身体、各个方面到了达的地步。孔子活了七十三岁，这个时候他讲到七十而不逾矩的话，这说明是孔子在临近去世时讲的话。这段话，讲了十五，讲了三十，讲了四十，讲了五十，讲了六十，讲了七十，没有谈到二十，这是为什么？孔子十九岁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儿子伯鱼。生了伯鱼以后，孔子大部分精力是放在养子身上。这样孔子在学问上可能没有多大长进，所以孔老先生把二十岁就跳过去了。这是我的理解。可能不对。

（启山按：不惑，有人解释为所有的事情都能看明白，洞察道理；又有解释“不被权、色、利”而迷惑，读起来都有道理，那么，解释“不惑”，则应该是这样的了：“不被权色力所迷惑，专心治学，看清楚世间万象及成因，采用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不再存在疑惑。）

南怀谨侧重强调了经验的问题。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启山按：读了南怀瑾先生的话，对“不惑”，又有了新的思考：十五岁时所立志向，到了三十，有所成就，但是，自己的志向曾经不够坚定，对自己的追求曾经有过疑惑和摇摆，到了四十岁，终于不再怀疑自己了。）

感受：个人的成就，其实是承担“世界大同”的责任，人要想有所成就，需穷毕生精力所求。需要立志，需要投入并有所成就，更重要的是，得不被外界名权色利诱惑，专注于此道，得将自己的志向与“天命”——国家、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人不知而己不愠”，能够客观看到现实问题，分析问题，在“礼法”的范围内随心所欲去做自己该做的、愿意做的事情。